【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人的一生，最幸运的事情莫过于遇到好老师。
我的导师徐大同先生，有一个座右铭：“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当时还在做学生的我，有样学样地也给自己搞了一个：学学问，学做学问，学做人。
如今，快30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成为一名教师，越发感觉到这十个字的分量。
对一个人来讲，无论是知识、素养还是能力，都要一直学习。所谓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要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努力在实践中增加才干，拓宽眼界和视野，才能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家里没有多少书，在外面看到书就想抓过来读。那个时候，农村习惯用报纸糊墙。去别人家玩儿，我最喜欢干的就是读墙上的报纸。同村的大哥是邮递员，我每天都要去他家里，希望能借机看到新来的报纸和杂志……
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看书。回忆起自己在负箧曳屣、四处求学的青春年代，我始终以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学问，读了很多经典著作。在我看来，做学问要秉承理性立场，博采众长，这样才能不断拓展自己的视野和思维。
对于学学问，记忆力只是一块敲门砖，理解才是一把金钥匙。我上学的时候，用一个暑假学习法律，开学后的那个学期参加考试，拿到了律师资格证，很多人都觉得惊讶。我经常跟学生说，那些你能正常理解的内容，不需要特别记忆；对于那些不太好理解的内容，要认真理解并记下来，这才是增长学问的机会。
对研究生来讲，“学做学问”比“学学问”更重要。学习的目的不仅在于知识和素养，还在于科学研究。这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知识，而且要走到知识的最前沿，并寻求突破，有所发现和创新。当然，这无疑是双重挑战。因为研究越是有创新意义，就越要挺进无人区；越要在无人区有所发现，就越需要在科学方法、创新意识上迎接挑战、披荆斩棘。其中，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解决好“过河”的“桥或船”问题。
良好的知识体系对于做学问来讲，重要性不言而喻。人在大学毕业前，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都是在努力打好这个知识体系的基础，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充实、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无论写学术论文，还是毕业论文，都需要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上就某个特别的研究方向进一步深挖——这样，才能挖出汩汩甘甜的泉水，体会到收获新知的快乐。
徐先生有很多地方，对我影响很深。其中有两条，印象格外深刻，那就是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二要树立为中国研究西方的情怀。徐先生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从教近70年，一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政治思想。2019年先生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越研究越自信》。现在翻看，仍深有感触。
我们研究西方政治学，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而是要通过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提高我们认识国家、组织国家、治理国家的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就我本人而言，我研究西方民主，也做中国民主的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西方而研究，而是为了中国发展而研究。越是把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思考同中国具体实际联系起来，就越能发现“中国之治”背后的神奇密码，就越会对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充满自信。
在做人方面，徐大同先生是一位拥有大智慧的政治学家。先生生前住在学校里，我经常去家里陪他聊天，不经意间，他会把人生经验一一传授给我。这些经验，书本上找不到，却非常有意义。现在想起来，做学问，很多是做人的道理，也让我更多悟到了先生“教做人”的要义。现在，我也经常这样教导学生，引导他们每天举一反三、锻炼身体，尽可能帮助他人。
对于政治学这门学科来说，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是必修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不能丢掉，更要充分挖掘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关于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理念和科学思维方法，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时代价值。例如，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等治理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等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
中国传统社会有自己丰富而独特的知识体系，推动着中华文明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最关键的，是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中国的协商民主就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范例。但实际上，国际学术界对此了解并不多，甚至有很多误解。我用了2年时间，和团队一起搜集和调研了300多个中国城乡基层协商的案例，最后用内容分析形成的量化数据证明，在中国基层，不仅有协商民主，而且是高质量的协商民主。这一结论在墨尔本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后得到积极反响，并成功发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人文学科带来了知识生产、价值规范、伦理约束等深刻变革的发展契机。与此同时，面对数智技术对人类交流方式、情感反应模式、道德伦理体系产生的强烈冲击，文科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文科危机”再度显现。
对此，我始终认为，在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当代世界，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如果没有完善的伦理对齐和制度约束，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会走偏，成为人类的洪水猛兽。换句话说，技术导致的不确定性，必须用制度的确定性来驾驭。“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所谓“应之以治”，这正是政治学的专长。为此，我经常鼓励学生：人工智能不是替代了我们，而是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了更好的工具。
展望未来，政治学应立足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加快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深刻领悟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在述学立论和咨政建言中，服务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鼓励创新，加强合作，为青年政治学人创造更好的学术成长环境。
（作者：佟德志，为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本报记者张胜、吕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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